林彪是个擅长策划、计谋多端，并且打仗很厉害的人。
话少阴沉，心思狡猾，这还是林彪的老样子。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好与坏，还有为公和为私的两面。林彪在军事上的才能确实很厉害，没法挑剔，但如果抛开他在军事上的耀眼光芒，其实他也只是个追求名利的普通人罢了。
1969年，当林彪再次回到老地方时，他写了一首词，这让毛主席心里不禁打了个问号，感到有些不解。
【摇摆不定，狡言诡辩】
古田会议结束后，时间来到了1929年年底，红四军全体上下正忙着领会和落实古田会议的要求，打算再次迎击闽粤赣三省敌人的围攻。可就在这个时候，林彪却对革命的前景感到非常沮丧。
他觉得敌我双方实力差距太大，一旦两军对上，他们肯定会输得很惨。对于建立革命根据地，他几乎没抱什么希望，觉得现在的红军就像是被关起来的猛兽在挣扎，根本看不到革命胜利的希望在哪里。
接着，他写了一封长长的拜年信给毛主席，在信里头，他一股脑儿地说出了自己的迷茫和疑问，包括对革命前景感到不乐观，还有对“红旗”能否长久飘扬下去的疑惑。
毛主席接到信，读了林彪提的那事儿，心里明白，“红旗能飘多久”这疑问不光林彪有，有些领导干部心里也犯嘀咕，对革命信心不足。这可是个普遍问题，也挺让人担忧的。要是不赶紧解决，对他们往后打算可都不好。
1930年春天的时候，毛主席给林彪回了封信，信挺长，有六七千字呢。
他在回信里直截了当地指出了林彪那时候对形势判断过于悲观的问题。
尽管历史最终验证了毛主席的远见卓识，但在林彪眼里，那更像是易碎的玻璃上覆盖的一层美丽却虚幻的泡影，轻轻一碰就会消散无踪。
林彪心眼小，对那次书信里的批评一直放不下。到了1948年，眼看《选集》就要出版了，他特意跟中央说，等这封信在选集里公开时，千万别把他的名字露出来。
他不想让那段往事再次浮出水面，被人提及，更不乐意当年的失误被反复拿出来指责。
毛主席把信的名字从《时局分析和红军行动策略》换成了《小火苗也能烧遍大地》，并且把对林彪的批评部分做了调整。
没想到，这个机会竟然让林彪找到了为当年那件事辩解的口子。
1969年，林彪再次登上井冈山，回到这个老地方，回想起过去的种种事情。虽然现在眼前的景色还是跟当年一样，但人却不是以前那些人了，这让他心里不由得涌起了一股诗意。
他写了一首名为《西江月·再登井冈山》的词，里面讲到了从“相信伟大带头人”到“志向坚定信赖马列主义”，再从“不用怀疑革命火种能熊熊燃烧”变成了“怎会怀疑革命火种会遍地燃起”。
后来，毛主席也瞧见了这首词，他特别留意到林彪写的那句“我志向大，坚信马列主义，怎会怀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上面重重地划了两道线，还打了个问号，笑着调侃道：“那都是过去的老账了，咱们就别再拿出来提了。”
当然，林彪那时候对革命的态度有点犹豫，还对革命未来挺悲观的，他给毛主席写信问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话说回来，事情就是事情，不管你是愿意承认还是不想承认，它都已经写在了历史的记录里，改不了了。
【个人主义，排挤同侪】
朱德说得很到位：“早在井冈山那时候，林彪就显露出个人英雄主义……他不管党和革命的整体利益，只顾着自己的小圈子，说白了就是个人主义过头了。”
林彪后来当上了红28团的团长，但他脾气古怪，老爱猜疑别人，所以在团里和大家的关系处得不太好。
当28团改编成第一纵队后，谢唯俊被选为了党代表。林彪知道这事后，就总找谢唯俊的茬儿，还老去毛主席那儿说他的坏话。结果，谢唯俊就被林彪挤出了第一纵队。
林彪这人，对亲近的人只重用自己信得过的，对圈子外的人则总是疑神疑鬼，生怕他们抢了自己的位置。
之后，第一纵队经历重组，变成了红四军，而红四军的政委人选，就不再是林彪能随意推荐的了。
经过毛主席的认真考虑，决定让罗荣桓来当红四军的政委。
罗荣桓不想和林彪直接对着干，就选择避开矛盾，一门心思扑在提升部队上。不论是军队里的思想工作，还是传播革命理念，还有士兵的训练和后勤保障，他都管得特别上心，每样事情都弄得有条不紊。
这些事儿，林彪看了也觉得没啥好挑的。
林彪觉得在部队日常工作上挑不出啥毛病，干脆就把这些事儿全都交给了罗荣桓，自己呢，就专心负责打仗和研究战术去了。
他们俩各走各的路，互不干扰，倒也过得挺太平。
罗荣桓负责政治事务，林彪擅长军事指挥，他们俩配合默契，让毛主席见了心里特别踏实。
他乐呵呵地跟旁边的战友提起林彪，说道：“你看，罗荣桓到了红四军，和林彪不是处得挺融洽的嘛！”
但毛主席并不知情，罗荣恒是这样谈论与林彪一起工作的感受：“跟林彪搭档，就好比给自己判了个没期限的牢狱。”
1932年，林彪被调去当新成立的红一军团的团长，当时聂荣臻是政治委员，他见到林彪后，心里老是觉得不太对劲。
林彪老是随身带着个小笔记本，上面记得满满当当的，都是每次打仗消灭了多少敌人、缴了多少武器的数据。他还老向机要科的同事打听“反围剿”战斗里杀敌的具体数目。
打死的敌人多了，他就得意洋洋；要是少了，他就怪团队里的将士们不卖力。
每次立功受奖，他总是把自己的贡献说得大大的，分奖励时，也总是挑最大的一块“蛋糕”给自己。
林彪的个人主义不光体现在挤兑同事上，就连在商量事情、做决定时，他也老是固执己见，容不下别的声音，总觉得自己说的才是对的，一心想要建立个啥都他说了算的“小圈子”。
【态度暧昧，“娃娃”之言】
1933年，正好是第五次对抗国民党“围剿”的时候，李德从上海赶到了瑞金，接着推行了王明的过于激进的政策。
李德不肯去琢磨中国的真实状况，只是生硬地套用苏联红军那一套正规打仗的方法。他们不肯再用之前几次成功反围剿的老办法，非得一条道走到黑，坚持军事上的冒险做法，说什么要把敌人挡在国境线外面。
直接复制的结果并没让胜利如期而来，反倒是总在敌军主力和坚固阵地间来回奔波，让我们损失惨重，变得十分被动。
李德、王明和博古等人迅速调整了计划，从之前的激进军事行动转为了谨慎军事策略，提出了“快速突袭”的战斗方针。
“短促突击”就是说，当敌人建起堡垒，安营扎寨，然后一步步往前推进时，红军也跟着这么做，建起自己的防御工事。这样一来，两边就像是堡垒对堡垒地打仗。等敌人一出堡垒，因为距离近，红军就能迅速冲上去打他们个措手不及，赢得战斗。
林彪对他们乱指挥的做法非常恼火，那时候红军不论是装备还是人数，都比不上用先进武器装备的国民党军。要是还按照这种方式跟国民党军硬碰硬，打正规战、攻堡垒，那损耗的只能是自己的兵马。
因此，他好几次跟中革军委提议，说李德他们定的战略得改改，咱红军最拿手的是运动战，得用这个法子去跟敌人周旋，消耗他们的力量。
没过多久，他突然性情大变，紧接着就邀请李德来红一军团教授“快速攻击”打法。他还特别吩咐部队成员，要用隆重威武的队列仪式来迎接李德。之后，他又召集了大批干部，一心一意跟着李德学习怎样进行“快速攻击”。
林彪听完报告，心里头挺激动，还专门写了封信，分享了自己的学习体会。
一开始反对后来又转为支持，林彪这态度变得太快，让人根本猜不透他心里怎么想。
不过，第五次对抗围剿没能成功，红军只好踏上了长征这条充满艰辛的路。
接着遵义会议开始了，林彪在会上闷声不响，表现得非常安静。
伍修权觉得，林彪原本是和李德站在一边的，就连会上被大家指责的那种“急功近利”的错误做法，林彪也是点头赞成的。
会上虽然没直接点林彪的名批评，但其实他也算是被暗指在内的受批评对象。
会议一完事儿，林彪没急着把会上说的重点告诉红一军团，结果快半个月了，红一军团才接到上面的指令。
那时候，红一军团的一位师长李聚奎，他琢磨着会议的精神怎么来得这么晚，心里头琢磨着，这可能是和林彪对遵义会议那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有点关系。
有关林彪的流言在部队里迅速传开，同时，在红军高层领导之间，也暗暗兴起了一股不祥的气息。
传言四起，有人声称毛主席的指挥能力已大不如前，主张撤去他的职务，更换新的领导者。
在提出这个建议的人里面，林彪也算一个。
林彪总觉得，毛主席是为了躲开国民党军队的追赶，所以选择了大范围灵活打仗的策略。这种打法就是要多绕弯路，多利用地形甩掉敌人，但这样一来，军队肯定会很累很疲惫。
遵义会议过后，红军和国民党打了好几仗，虽然赢了不少，但赢得很不容易。为了不让敌人摸清底细，为了甩掉他们，红军不得不绕远路，不得不踩泥坑，不得不一次次翻越草地和雪山。
这些事情让林彪对毛主席的军事指挥心生不满，他经常抱怨说：“部队老是在绕弯路，应该直截了当，走最近的路才对。”
最后，林彪积压的愤怒和不满情绪彻底释放了出来，他不想再听从毛主席的指挥，也不再愿意白费力气，他甚至不在乎成为那个率先站出来的人。
他打电话给彭德怀说：“咱们现在的行军路子不太对劲，照这样下去，革命怕是要泡汤。我觉得咱们得换个头儿来带，要不你来试试？你指哪儿，我们就往哪儿冲。”
面对这种不公平的请求，彭德怀毫不犹豫地就拒绝了。
聂荣臻严厉地指出了林彪只考虑自己的问题，看到他还不服气，又郑重地告诫他：“要是你私自让部队行动，我也能作为政治委员，下令部队不听从你的指挥。”
可林彪一门心思跟毛主席的决定拧着来，任凭聂荣臻怎么耐心地劝，再三地警告，他就是听不进去。他甚至还给中革军委写信，要求换领导呢。
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开了一次重要的扩大政治局会议。
岁月会告诉我们，以前走的路对不对，曾经仰望的每一颗星辰，躺过的每一块草地，还有涉足的每一条河流，都会铭记那一群满怀热情的行者。
在会上，领导们直接点出了林彪的问题，给了他一顿严厉的批评。同时，他们也大力赞扬了毛主席的军事方针和指挥能力，明确表示了对毛主席在军事上领导的十足信心。
林彪在会上打算用不说话来“暗中较劲”，心里头老大的不乐意，可他终究没敢直接站出来否决会议的决定。
毛主席对林彪那种想抄近路、急功近利的想法提出了严厉的反驳，他说林彪“不该选弯路走，该走直道才对”。毛主席语气严厉，批评林彪太嫩，“你还是个小年轻，知道什么呀！”
可林彪脾气倔强，一旦认定了的事儿就很难让他回头，就算真相明明白白放在那儿，他也不愿意去理解当时毛主席的一片苦心。
【本位主义，再出矛盾】
1935年10月的时候，红军走到了陕西北部。
陕北地方偏远又荒凉，林彪多次提出想去陕南打游击战，而不是在这个穷地方默默无闻地耗上好几年。
后来，他向中央明确表示，自己想去陕南，并觉得在陕南开展游击战比留在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更为关键，他甚至提议把红军的主要领导也一并带去陕南。
林彪提的要求越来越过分，简直是变本加厉，没个完。
不过，因为日本占领了华北，陕北就变得比陕南更重要了。怎么在陕北多建几个根据地，这才是最关键的。毛主席觉得林彪的想法太自私，只想着自己能不能达到目的，全然不顾大局。
经过上面的教导和指点，林彪没办法，只好不去陕南了，留在了陕北。
可是没过多久，一意孤行的林彪又和毛主席闹起了别扭。
红十五军团在北面山区打仗，那儿环境恶劣，筹钱和扩大地盘都特别难，日子过得非常艰难。而且，敌人又狠又毒，他们因此损失了很多战士。
然后，毛主席给林彪发了电报，想让林彪从红一军团调些兵力过去支援红十五军团，好让他们能再多坚持一会儿。
可是林彪干脆利落地回绝了。
聂荣臻再次摸清了部队的状况，发现部队编制不健全，人员也没招满。他把这事儿的前前后后跟毛主席讲了，请求先别调拨，另想办法解决。
尽管事情有它的原因，可以理解，但毛主席还是对红一军团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说他们太自私，只想着自己小团队的利益，不顾全大局。
林彪对于那些指责，就像哑巴吃黄连，既不反驳也不低头认错。
不得不说，林彪在革命路上很是倔强，一直坚持着自己的错误想法，但他确实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位置。
【结语】
我明白你坚信革命的高峰会必然来临，但你心里犯嘀咕，觉得它不会那么快就到。毛主席那番恳切的教导好像还在耳边回响，林彪这一辈子，做的好事坏事，随着时间的流逝，反而让人看得更清楚了。
在革命刚开始那会儿，他曾对自己的决定犹豫不决，也对革命的未来感到迷茫不清，心里没底，不知道这摸着石头过河，最终迎接自己的会是平坦大道还是布满荆棘的艰难之路。
在那个动荡的时期，掌握大权让他兴奋不已，他心里美滋滋的，总想把身边的人都挤兑走，好让自己说了算。
在革命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变得老练世故，一门心思追求名利，结果把人心和最初的理想都抛到了脑后。
小火苗能成大火势，星星之火也能点燃人心。
[2]周敬青写的《林彪解读》这本书[M]，2013年4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3]杨争写了一本书，名叫《轻声细语》[M]。这本书是在北京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于2012年7月出版的。
[4]李时新写的《林彪的军旅生涯（上册）》这本书[M]，是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在1997年9月在呼和浩特出版的。
[5]黎章根和叶明智一起写的《井冈山纪事：永恒的摇篮》这本书，在1997年5月出版了。
